在 2014 年，为了对网上一些关于在科技行业女性稀缺的评论作出回应，我的同事 Crystal Beasley 倡议在科技/信息安全方面工作的女性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成才之路”。这篇文章就是我的故事。我把我的故事与你们分享是因为我相信榜样的力量，也相信一个人有多种途径，选择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有挑战性的工作以及可以实现目标的人生。

和电脑相伴的童年

我可以说是硅谷的女儿。我的故事不是一个从科技业余爱好转向专业的故事，也不是从小就专注于这份事业的故事。这个故事更多的是关于环境如何塑造你 — 通过它的那种已然存在的文化来改变你，如果你想要被改变的话。这不是从小就开始努力并为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奋斗的故事，我意识到，这其实是享受了一些特权的成长故事。

我出生在曼哈顿，但是我在新泽西州长大，因为我的爸爸退伍后，在那里的罗格斯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学位。当我四岁时，学校里有人问我爸爸干什么谋生时，我说，“他就是看电视和捕捉小虫子，但是我从没有见过那些小虫子”（LCTT 译注：小虫子，bug）。他在家里有一台哑终端（LCTT 译注：就是那台“电视”），这大概与他在 Bolt Beranek Newman 公司的工作有关，做关于早期互联网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我就在旁边看着。

我没能玩上父亲的会抓小虫子的电视，但是我很早就接触到了技术领域，我很珍惜这个礼物。提早的熏陶对于一个未来的高手是十分必要的 — 所以，请花时间和你的小孩谈谈你在做的事情！

我父亲的终端和这个很类似 —— 如果不是这个的话 CC BY-SA 4.0

当我六岁时，我们搬到了加州。父亲在施乐的帕克研究中心（Xerox PARC）找到了一个工作。我记得那时我认为这个城市一定有很多熊，因为在它的旗帜上有一个熊。在1979年，帕洛阿图市还是一个大学城，还有果园和开阔地带。

在 Palo Alto 的公立学校待了一年之后，我的姐姐和我被送到了“半岛学校”，这个“民主典范”学校对我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那里，好奇心和创新意识是被高度推崇的，教育也是由学生自己分组讨论决定的。在学校，我们很少能看到叫做电脑的东西，但是在家就不同了。

在父亲从施乐辞职之后，他就去了苹果公司，在那里他工作使用并带回家让我玩的第一批电脑就是：Apple II 和 LISA。我的父亲在最初的 LISA 的研发团队。我直到现在还深刻的记得他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玩”鼠标训练的场景，因为他想让我的 3 岁大的妹妹也能对这个东西觉得好用 —— 她也确实那样觉得。

我们的 LISA 看起来就像这样。谁看到鼠标哪儿去了？CC BY-SA 4.0

在学校，我的数学的概念学得不错，但是基本计算却惨不忍睹。我的第一个学校的老师告诉我的家长和我，说我的数学很差，还说我很“笨”。虽然我在“常规的”数学项目中表现出色，能理解一个超出 7 岁孩子理解能力的逻辑谜题，但是我不能完成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做的“练习”。她说我傻，这事我不会忘记。在那之后的十年我都没能相信自己的逻辑能力和算法的水平。不要低估你对孩子说的话的影响。

在我玩了几年爸爸的电脑之后，他从 Apple 公司跳槽到了 EA，又跳到了 SGI，我又体验了他带回来的新玩意。这让我们认为我们家的房子是镇里最酷的，因为我们在车库里有一个能玩 Doom 的 SGI 的机器。我不会太多的编程，但是现在看来，从那些年里我学到对尝试新的科技毫不恐惧。同时，我的学文学和教育的母亲，成为了一个科技行业的作家，她向我证实了一个人的职业可以改变，而且一个做母亲的人可能同时驾驭一个科技职位。我不是说这对她来说很简单，但是她让我认为这件事看起来很简单。你可能会想这些早期的熏陶能把我带到科技行业，但是它没有。

本科时光

我想我要成为一个小学教师，我就读米尔斯学院就是想要做这个。但是后来我开始研究女性学，后来又研究神学，我这样做仅仅是由于我自己的一个渴求：我希望能理解人类的意志以及为更好的世界而努力。

同时，我也感受到了互联网的巨大力量。在 1991 年，拥有你自己的 UNIX 的账户，能够和全世界的人谈话，是很令人兴奋的事。我仅仅从在互联网中“玩”就学到了不少，从那些愿意回答我提出的问题的人那里学到的就更多了。这些学习对我的职业生涯的影响不亚于我在正规学校教育之中学到的知识。所有的信息都是有用的。我在一个女子学院度过了学习的关键时期，那时是一个杰出的女性在掌管计算机院。在那个宽松氛围的学院，我们不仅被允许，还被鼓励去尝试很多的道路（我们能接触到很多很多的科技，还有聪明人愿意帮助我们），我也确实那样做了。我十分感激当年的教育。在那个学院，我也了解了什么是极客文化。

之后我去了研究生院去学习女性主义神学，但是技术的气息已经渗入我的灵魂。当我意识到我不想成为一个教授或者一个学术伦理家时，我离开了学术圈，带着学校债务和一些想法回到了家。

新的开端

在 1995 年，我被互联网连接人们以及分享想法和信息的能力所震惊（直到现在仍是如此）。我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看起来我好像要“女承父业”，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开始。我开始在硅谷做临时工，从 Sun 微系统公司得到我的第一个“真正”技术职位前尝试做了一些事情（为半导体数据公司写最基础的数据库，技术手册印发前的事务，备份工资单的存跟）。这些事很让人激动。（毕竟，我们是“.com”中的那个”点“）。

在 Sun 公司，我努力学习，尽可能多的尝试新事物。我的第一个工作是 网页化 HTMLing （啥？这居然是一个词！）白皮书，以及为 Beta 程序修改一些基础的服务工具（大多数是 Perl 写的）。后来我成为 Solaris beta 项目组中的项目经理，并在 Open Solaris 的 Beta 版运行中感受到了开源的力量。

在那里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我发现在同样重视工程和教育的地方有一种气氛，在那里我的问题不再显得“傻”。我很庆幸我选对了导师和朋友。在决定休第二个孩子的产假之前，我上每一堂我能上的课程，读每一本我能读的书，尝试自学我在学校没有学习过的技术，商业以及项目管理方面的技能。

重回工作

当我准备重新工作时，Sun 公司已经不再是合适的地方了。所以，我整理了我的联系信息（网络帮到了我），利用我的沟通技能，最终获得了一个管理互联网门户的长期合同（2005 年时，一切皆门户），并且开始了解 CRM、发布产品的方式、本地化、网络等知识。我讲这么多背景，主要是我的尝试以及失败的经历，和我成功的经历同等重要，从中学到很多。我也认为我们需要这个方面的榜样。

从很多方面来看，我的职业生涯的第一部分是我的技术教育。时变势移 —— 我在帮助组织中的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但是并没有看出为一个技术行业的女性有多难。当时无疑我没有看到这个行业的缺陷，但是现在这个行业更加的厌恶女性，一点没有减少。

在这些事情之后，我还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标杆，或者一个高级技术人员。当我在父母圈子里认识的一位极客朋友鼓励我申请一个看起来定位十分模糊且技术性很强的开源的非盈利基础设施机构（互联网系统协会 ISC，它是广泛部署的开源 DNS 名称服务器 BIND 的缔造者，也是 13 台根域名服务器之一的运营商）的产品经理时，我很震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雇佣我！我对 DNS、基础设备，以及协议的开发知之甚少，但是我再次遇到了老师，并再度开始飞速发展。我花时间出差，在关键流程攻关，搞清楚如何与高度国际化的团队合作，解决麻烦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拥抱支持我们的开源和充满活力的社区。我几乎重新学了一切，通过试错的方式。我学习如何构思一个产品。如何通过建设开源社区，领导那些有这特定才能，技能和耐心的人，是他们给了产品价值。

成为别人的导师

当我在 ISC 工作时，我通过 TechWomen 项目 （一个让来自中东和北非的技术行业的女性到硅谷来接受教育的计划），我开始喜欢教学生以及支持那些技术女性，特别是在开源行业中奋斗的。也正是从这时起我开始相信自己的能力。我还需要学很多。

当我第一次读 TechWomen 关于导师的广告时，我根本不认为他们会约我面试！我有冒名顶替综合症。当他们邀请我成为第一批导师（以及以后六年每年的导师）时，我很震惊，但是现在我学会了相信这些都是我努力得到的待遇。冒名顶替综合症是真实的，但是随着时间过去我就慢慢名副其实了。

现在

最后，我不得不离开我在 ISC 的工作。幸运的是，我的工作以及我的价值让我进入了 Mozilla ，在这里我的努力和我的幸运让我在这里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现在，我是一名支持多样性与包容的高级项目经理。我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多样化，更有包容性的 Mozilla ，站在之前的做同样事情的巨人的肩膀上，与最聪明友善的人们一起工作。我用我的激情来让人们找到贡献一个世界需要的互联网的有意义的方式：这让我兴奋了很久。当我爬上山峰，我能极目四望！

通过对组织和个人行为的干预来获取一种改变文化的新方式，这和我的人生轨迹有着不可思议的联系 —— 从我的早期的学术生涯，到职业生涯再到现在。每天都是一个新的挑战，我想这是我喜欢在科技行业工作，尤其是在开放互联网工作的理由。互联网天然的多元性是它最开始吸引我的原因，也是我还在寻求的 —— 所有人都有机会和获取资源的可能性，无论背景如何。榜样、导师、资源，以及最重要的，尊重，是不断发展技术和开源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实现我相信它能实现的所有事 —— 包括给所有人平等的接触机会。

本文作者 Larissa Shapiro 是 Mozilla 的一名支持多样性与包容的高级项目经理。